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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体、黑体、楷体……这些熟悉的字是怎么来的(组图)

发布时间:2019-05-20 11:43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陈其瑞,1943年生,苏州人,字体设计师。上世纪60年代,活字字体研究室的办公桌前,陈其瑞认真地在纸张上用毛笔勾描。陈其瑞家中随处可见和文字有关的东西,墙上挂着书画,桌上是当年他和同事一起设计的文字字体。/晨报记者杨眉

  如今的我们,用电脑和手机看资讯、发邮件、聊天……这已和吃饭、睡觉一样平常自然。也许,我们没有想过的是,这些字体由谁设计出来的?又是怎样从手写变成印刷的?

  《一字一生》这本书的序言里说,孩子们不知餐桌上的饭食是由农民辛辛苦苦栽种而来,同样,读书人关心的只是由文字组成的资讯,却对文章中的每一个印刷文字、字体由何而来一无所知。

  也许,当我们有机缘了解字体设计师们的耕耘与付出,在阅读、书写时,内心会对文字多一份谦逊与感恩。

  十月中旬的一个午后,气温不那么高,但日头依然很晒。听闻记者要来采访,陈其瑞很开心,特意穿了一间红黑格子相间的长袖衬衫、深蓝色休闲裤,显得很精神,四方的脸上有了些许皱纹,高兴时总是“呵呵呵”地笑。

  72岁的陈其瑞生于苏州,15岁来上海读书,18岁进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(简称印研所)的活字字体研究室,这位当年最年轻的字体设计师,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家了。

  陈其瑞的家里不算很大,但物品摆放得整齐有序,墙上挂了许多字画,有的是他自己所画,也有好友相送。客厅的方桌上,放着许多纸张,上面写着当年他和同事们潜心设计的字体,还有不少字是请书法家来书写的。“设计字体时,每个字不是说一写就行,有好多字都得重写,有时候写十多个才有一个能用的,被废弃的字呢,我们就在字旁边用铅笔打几个圈圈,这是出版用的校对符号,俗称‘猪尾巴’。你看,这些当时被废弃的字其实都非常漂亮,但我们要从适于印刷的角度来把关。”

  陈其瑞退休在家多年,依然很关注字体设计的发展。他喜欢在网上看年轻人讨论,也开始学着发博客,写写自己当年参与字体设计的故事,最近还通过网络认识了特别的网友。这位网名叫“五卅路32号”和陈其瑞一样,从小在苏州的平江路一带长大,很懂书法,这让陈其瑞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,两个好朋友经常通过博客相互留言评论。

  有一回,陈其瑞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当年参与“新魏体”设计的故事。“五卅路32号”看了这篇博客以后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,连续写了几条评论,“一个个数以千计的单独的字,既要写出神韵,又要适于印模,真是难于登天。”“那样一个时代,书法艺术没有被彻底损毁,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,与您和您的那些同事们对艺术不懈求精的热情和辛劳分不开,到底是上海人做的生活,当然,您这个小苏州上海人功不可没。”陈其瑞回复他,“到底是学过书法的知音啊。”

  在网上和千里之外的友人交流和切磋,这陈其瑞觉得既新鲜又有趣,“有味道,有味道呀。”

  不过,学会上网后,陈老先生也平添了几许失望和着急,偶尔在网上看见一些年轻人设计的新字体,“有的实在太难看了,设计出来的字像蟹爬一样,太随便了,根本没有美感嘛,哪能好上台面呢?”

  陈其瑞从事字体设计的时期,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后铅字印刷的“黄金时期”。新中国成立前,很多字体都没有开发出来,以前的工人手工刻出来的旧字模差异很大,同类字形的大小、空距、高低、粗细、深浅……都不统一。1959年,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,我国的书籍印刷、字体设计水平显得较低,因此,印刷字体的统一和规范势在必行。1961年,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正式扩展改制成立,其中的活字字体研究室担当起了字体设计的工作。

  在这样的背景下,1961年,18岁的陈其瑞刚刚从新闻出版职工子弟高级中学毕业,正好赶上了活字字体研究室在招聘人才。

  星期日周刊记者(以下简称星期日):我们因为服务上海三十年这个栏目来采访您,您是什么样的感觉?

  陈其瑞:我觉得很高兴,我是1961年到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活字字体研究室工作的,一直到1976年离开字模厂,到上海照相制版厂,继续字体设计的工作。后来又到出版社去做书画编辑。在那里我依然和字体打交道,编辑了很多字帖。1980年代的时候,关于美术字的书已经很多了,但我们做字体设计的人做出来的字,实际上比美术字要求还更高,我就邀请以前的老同事,也是很有名的字体设计师徐学成写了《美术字设计与应用》,我来做编辑。字体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。

  陈其瑞:那时候他们要招三方面的人才,第一是美术字写得好的人,第二是刻铅字的高级技工,我们俗称“刻兄”,第三是书法写得好的人,我的书法字写得好,所以他们选中了我。另外,我自己本身对书法、字体也很有兴趣,所以就去了。

  陈其瑞: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方针叫“整旧创新”,把旧的统一起来,然后再创造一些新的字体。具体来说,第一个工作,就是要把老的笔形规范起来,那时很多手写体和印刷体都不一样的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统一笔形、笔数,比方讲“辶”,这个偏旁在旧字形中,上面是两个点,还有“俞”字,以前下面的立刀旁也不是现在的写法。很多都不一样的,把这些字统一的工作,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。

  要设计出一个字,是很不容易的,过程很枯燥。首先得打铅笔稿、复制正稿,然后用直线笔画线,再用毛笔勾描点、撇、捺、勾,之后再将空心字填墨,接着描白。拍照缩小样后,还要对字体的结构、大小、粗细、笔形进行修整统一。我们几个人分工做,像流水线工作那样,平均算下来,1个人一天最多能写3-4个字。其中打铅笔稿的工作蛮关键的,从18岁开始,我每天就这样重复画线、勾描这些最基础的工作,一直做到27岁,有了较丰富的经验后,才开始打铅笔稿的。

  陈其瑞:不会觉得,文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,通过我们的手传承,发扬光大,那时候在做的时候,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。比如说,现在我们印刷、电脑中比较经典的四大字体—宋体、仿宋、黑体、楷体,虽然都出自不同的字体公司,但其实和我们当年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。比如说楷体,我们现在应用的楷体字有很多不同的名字,但实际上都是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法家陈履坦书写的,后来我们印研所将其修复,后来这套字不仅为内地的公司所用,日本、台湾地区的字体公司都认为这套字很好,拿去借鉴。还有设计仿宋的钱震之、黑体的徐学成和周今才、宋体的谢培元和施渭峰……这些大师都是我在印研所时的同事和前辈,我和他们一起工作。这几种字体已经被公认为是经典了,不同的字体公司基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开发的,形态上没什么区别。你们现在每天都在使用这些字体,是包含着我们当年的心血的。

  星期日:我们每天都在用电脑里的文字读写,还有书本里那些文字。我开始感觉到,字体设计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。

  陈其瑞:是啊,大家平时天天在电脑、手机上阅读、写字,但可能从没有想过这些字体是从哪里来的。

 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,一些对字体设计感兴趣的年轻人讨论,“宋体有宋一、宋二、宋三,那有没有宋四呢?”我是知道答案的,但我那时候还不会用电脑写文章,所以只能干着急。后来呢,又有一个小青年在网上贴出他设计的“康熙字体”,我一看,这不就是我们当年设计的“宋四”吗?所以我就特别想在网上写一些文章,把我工作的经历写下来,让大家知道这些字体背后的故事。

  1960年代,活字字体研究室首次推出了宋一、宋二、宋三。当时上海打算出版简体的《辞海》,刚刚上岗的陈其瑞和同事们一起,接到了为《辞海》设计字体的任务,当时辞海用的是“宋一体”,整整做了两年才完成。后来“宋二”被《选集》用上后,陈其瑞和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,决定要继续为经典著作设计新的字体,下一个设计的字体名也想好了—“经典著作体”,随即字体的设计评选很快展开了。

  那时候活字室有一套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的资料,每个人从中各自挑选喜爱的版本字,1950年代毕业于华东艺术美术系的徐学成当时想到了《康熙字典》上的宋体字,“它的三角顿头、横直划转折的顿角有明显不同特色,其中竖钩的形态更接近楷书,竖撇则有强烈的版刻风味,捺也不同,在我们一起设计的字样中具有很鲜明的不同特色。后来我们把大家的字样排印出缩小的样张,然后用当时最革命、最时髦的方式—向工农兵征求意见。”

  回忆起这段经历,陈其瑞现在想来觉得啼笑皆非,“那时候江苏太仓沙溪大队出了一个全国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顾阿桃,我们就选了她来帮我们评字。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啊,要让她像专家那样在字样上画圈打勾,这也真是难为人家了。那个时候,顾阿桃是全国的明星,每天都有许多人排着队到沙溪去参观学习,要见她比现在追大明星还要难。我们去的时候,村子里的田埂上到处都是人,排的长队根本看不到尽头,大家都在找顾阿桃。我们也非常地郑重其事,去了至少有六个人,当地领导也一路为我们开绿灯,让我们顺利见到了顾阿桃。她的打扮,和当地普通农妇没有任何分别,头上包着头巾,穿着土布的长棉裤,一般人哪里知道她就是顾阿桃呀!我记得中午吃饭前,她坐在饭桌旁,很郑重地拿起语录,大声地朗读,念完之后才开始吃饭。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惭愧,人家一个乡村的老太太,在学习上做得比我们好多了。”

  顾阿桃评字的场景,陈其瑞至今依然印象深刻。包着头巾的顾阿桃在田埂旁,弯着腰,很仔细地在那些字旁打圈圈。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,顾阿桃哪里认识那些字啊!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围在旁边,很认真地看着顾阿桃评字。“现在想想觉得当时好可笑,但当时哪里敢这么想啊,人家是全国标兵啊,脑子里不敢有一点乱想,怕自己出事情的。”陈其瑞说,“现在看来这么滑稽的方式,但有意思的是,那时候工农兵评选出来得票最高的,居然也是我们认为很不错的—徐学成的康熙字典体。为什么呢?那时候拿去的几副字都是我们所里设计的,可以说水平都是很高的,他们随便怎么选,总归不会选错的呀。”

  随即,陈其瑞和同事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“宋四”的设计中,不久后,全套6196个字的经典著作体就完成了。“根据我的回忆,排序应该命名为‘宋四’,但在一些同事的记忆中,那时因‘宋四’同上海话的谐音不吉利,没有采纳。后来这套字体有部分被新华字模厂刻成铜模,但也没有广泛应用于铅字印刷,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,我们也是头脑发热,当时刚用‘宋二’印毛选没有几年,又要推翻重用新字体,太不现实了。”

  上世纪70年代,为丰富印刷字体,美化报刊书籍版面,书法体首度引入印刷字体,首先选中的,就是当时受普通百姓喜欢、适合做店招和刷标语的新魏体。陈其瑞和同事张家声两人一起,主持了新魏体的组织开发工作,并决定找书法家来写字模。

  当时的陈其瑞和同事一起下放到了许昌路的字模一厂,家住中山公园的他每天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上班,来回三个小时。一路上他喜欢走不同的路,有时候从北京路走,有时候从南京路走,一面骑车,一面抬头看路两旁的店家招牌和墙上的标语,食品店、布料店……陈其瑞不太关心这些店里面卖得是什么,他只关心店招上的字写得漂亮与否。有一次下班路上,他沿着北京东路一路往西骑,当路过“长城料器玻璃店”时,他的眼睛一亮,招牌上的字刚劲有力,非常具有美感。他赶紧把自行车停在路边,进店向售货员询问负责装潢的油漆工程队是哪家,再通过寻找到工程队的负责人,辗转找到了书写招牌的人—东海船厂厂医陈钟咏,那时的陈钟咏还是一名三十岁不到的青年。

  后来陈其瑞和同事们又找了几名书写新魏体的“高手”,经过第一轮评选后,缩小到四人参加社会评比,陈钟咏就是其中一个。最后经过社会工农兵评选后,书法家韩飞青的得票最多,于是陈其瑞和同事们请单位开出了介绍信,将韩飞青调来字模厂书写。就这样,在字模厂轰鸣的机器声旁,陈其瑞、张家声和韩飞青一起工作,按照当时内部公布的印刷常用字表,将4050个简体常用字全部书写出来了。

  星期日:在采访您之前,我从来没有想过,每天使用的字体背后,还有一群辛勤耕耘的字体设计者,感觉这是一份默默无闻的“幕后工作”。

  陈其瑞:是啊,人们不知道、不了解我们这群人,但我们做得事情却在生活中能看得见,比如我们设计开发出的新魏体,虽然现在书本、电脑中很少用,但这种字体在生活中太多了,你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。比如开会时,会议桌上写名字的卡上,商店的店招上、庆贺人家开业的花篮上,甚至包括墓碑上,到处都能见到粗壮有力的新魏体,这种字体非常庄重,应用是非常广泛的。我现在依然和以前一样,喜欢看人家商店的店招,那些字体里,我能够感受到当年我们辛勤工作的意义。

  陈其瑞:是的,多年的字体设计经验,让我能一眼看出这个字写得好与不好。那时候书法家韩飞青到我们厂里来写新魏体,他负责写字,我和同事就负责把关。他一边写,我们也一边很直接地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,很多字都用上了剪刀加浆糊。因为笔画的起伏变化,每一个细微处都是瞬间不经意出现的,有时候一个字写得非常漂亮,唯独最后一捺长了一点,与其重写一个,不如干脆剪掉多余的一点点。现在这副字的原稿里,还有我们剪剪贴贴的印记。

  陈其瑞:现在想想,我们那时候也是对自己特别自信(笑)。但即使常常要重写,书法家们也能够接受,毕竟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,为了更好地用于印刷,为这副字负责。比如写新魏体的韩飞青,他很理解我们。我和韩先生分别快40年了,就在去年,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韩飞青,九十高龄的他记忆还很清晰,并且书写了“心旷神怡”四个大字送我。

  那时候我们就在字模厂的车间里工作,一共设计了4050个字,过程挺不容易的,一天到晚就对着纸上的笔画描绘和修改,脑子里全部在想着每一笔怎样才精准、到位。

  在车间里,我们就在熔铅的炉子边,将食堂里那种长条饭桌当写字台,伴随着高速旋转的马达声在工作。1974年,4050个字写好后,韩飞青没有得到一分钱,按当时的说法,“稿费是资产阶级的”。但从人情上讲,肯定是要感谢一下人家的,我就到朵云轩挑了一函60块钱的日本印制的《昭和法帖》送他。

  陈其瑞:用于印刷的字体和美术字、书法都有一定区别,既要有美感,又要讲究整体的平衡,这样才能方便人阅读。什么是整体的平衡呢,比如说,黑白要均匀,空档要平衡,还有笔画的粗细要符合设计规范,空间的布局要均衡,否则的话,写好的字在拍照缩小样后,就容易出现一个个“苍蝇”。

  具体来讲,字体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,就是上紧下松,重心偏高,因为我们人的视觉中心会比实际的中心更高一些,所以重心一致并且偏高一点,更加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。另外还有一些小的技巧,比方说这个黑体“出”字,最下方的那“一横”,如果能够倾斜一点点,“左低右高”,就更好看一些,如果完全是平的,反而让人感觉不稳。还有像“义”这类字,为了看上去撇和捺是平衡的,收笔处哪个高?肯定撇的收笔处细,要低一点点,而捺因粗略高一些,才显得美。

  字体用在不同的地方就要有不同讲究,比如说圆头体,排字比较宽松,这种字体在港台更加流行一些,九十年代在大陆也很风行,但排书刊正文,其阅读效果总没有传统宋体好,当时人们把它印在名片上算是最时尚的。而新魏体的撇捺强调粗壮有力,很醒目,写在店招上非常漂亮。

  回想那时候工作的情景,每一个文字,都是我们用铅笔、直线笔、毛笔,经过我们手工设计出来,再交由字模厂工人去雕刻铜模铸成铅字。那时候的想法是,要传承这些文字,要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负责。还有呢,把文字设计得兼具平衡和美感,那人们在用这些字体阅读和书写时,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吧。

  如今,退休在家的陈其瑞依然很关注字体设计的发展,他对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类美术字体有自己的看法,“我经常在网上看人家贴出自己设计的新字体,也会关注一些中文字体设计的比赛,还有受到追捧的明星钢笔字体,有时候觉得一些字体美感不够,连最基本的书法结构都不符合,笔形也很不规范。”

  陈其瑞:因为不重视呀,现在连一些设计字体的人都没有很好的书法基础,你叫他怎么设计得出高水平的字体呢?现在的人都在用键盘打字,要联络也是邮箱、聊天工具,书信都没人写了,还有什么机会练习书写呢?

  陈其瑞:那时候我在上海读中学时,学校非常重视书写的,不仅有专门的写字课,还请有名的书法家胡文遂来教我们,我们那时候也学得很认真,读了四年书,就学了四年书法。现在的文化就不怎么重视书写,更别提书法了。所以年轻人里,能设计出好字体的人太少了。所以我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字体,就觉得不美,没有可看性。比如一些明星写的钢笔字体,在网上还很流行,但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和专业的钢笔字体相比。我在出版社时也编过钢笔字体的字帖,对那个字的水平,能一眼看出来的。

  陈其瑞:我从小在苏州长大,我的父亲就是普通的职员,但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,我们几个小孩每天都要临帖,所以家里的兄弟姐妹都能写得一手好字。

  星期日:我觉得那种分辨的能力,不仅仅是书法好,可能还与审美有关吧,你知道什么样的字有美的。这种美感,是从哪里来的?

  陈其瑞:这我说不上来,也许和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有关吧,我生长在苏州的平江路,住的老房子是那种古色古香的,家里到处都是书画,比如立柱上都挂着对联框匾,一抬头,大厅上方用楷书写的三个大字“怀德堂”很醒目,天天看天天看,自然印象很深。逢年过节的时候,家里总是会盛装一番,大红的绸布缎子装点着八仙桌和椅子,非常热闹喜庆。我住在思婆桥旁,当年的平江路非常安静,河面上烟云水气,总有船夫唱着歌摇橹过来喊,“河浜郎(音)—西瓜要买吗?”西瓜两分钱一斤、两块钱一担,吃不掉就放在客堂的八仙桌下,或者放进网兜,吊在井里。我特别记得自己在河边的坡上找瓦片打“水宝塔”,冬天河上结冰了,瓦片在冰上擦过去,发出“啾、啾、啾”的声音。那时安静的水乡,现在想来美得像画一样,但当时生活在其中,那些落的雪、飞的鸟、流的水、弯的桥,只觉得是再平常和自然不过的东西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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