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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体平:在上海拾荒的江苏农民

发布时间:2019-06-19 01:3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宋体平,生于1962年,小学文化,农民,家住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峰山乡窑北村三组。

  5月5日,当记者告知宋体平决定采访他时,他的话里少了前几次跟记者联系时的那种激动。此前,记者已经与他有过4次电话交流。

  宋体平和老婆一共生育了3个孩子,一男两女,大的是男孩。虽然是农民,但宋体平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并不是依靠务农。

  “人多地少,我们主要是靠购买黄砂然后转卖获得一些收入。”宋说,他们一家5口人,耕种的土地不到3亩。在峰山乡的后窑村、窑北村等村庄,人均约0.5亩土地是当地人所共知的事实。峰山乡属于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交界处,是宿迁市辖区有名的省级贫困乡,黄砂储量丰富。

  在窑北村,约有80%的家庭都做起了转卖黄砂的生意。当开采黄砂的“老板”从河道里取出黄砂后,宋体平等人便将砂子买下。“我们可以卖给那些搞建筑的,安徽或河南也经常有老板过来收购我们的砂子。”宋体平说。

  据了解,转卖一车黄砂,行情好的时候能赚到20块钱,行情不好的时候也基本能赚到15块钱。转卖黄砂一般都是关系比较好的几户人家合伙,赚来的钱大家平分。宋体平依靠转卖黄砂,每月大约能牟利300元,“2亩多的土地解决了口粮,其他的收入靠这个”。

  在峰山乡,转卖黄砂的农户除了要支付购买砂子的费用以外,还有一项开支,那就是向泗洪县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(属泗洪县国土资源局)下设的“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”缴纳“矿产资源开采管理费”和“矿产资源补偿费”等费用。

  据后窑村、窑北村的村民介绍,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从1980年代开始,便向转卖黄砂的农户和拉砂的车辆收取这两项费用。“我们卖砂的地点大多是河道码头,管理站的人员就在必经之路上拦车收费。”窑北村的一位村民对记者说,“拦车收费的事长期存在,但现在他们很少这样做了。”

  宋体平向记者提供的从2000年到2002年的部分收据中,其中“矿产资源补偿费自收汇缴专用收据”上,项目一栏填写为“黄砂、矿产补偿费”,征收部门(盖章)是“泗洪县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”,开票人一栏写的是“陶”或“王”,其收费金额从60元到800元不等。

  转卖黄砂的农户,之前并没有对管理站的收费行为提出异议。“这是以政府名义收的费,当时我们对相关的法律也根本不了解。”村民们说。

  峰山矿产资源管理站的负责人姓陶,后窑村及窑北村的村民将管理站称为“陶家天下”。峰山乡后窑村、窑北村94名村民联名举报的材料显示:当时担任管理站负责人是陶德波,他是窑北村支部书记陶德海的四弟,管理站的其他收费小组组成人员分别为——陶长义(窑北村支部书记的儿子)、汪邦明(窑北村村长汪邦国的二弟)、赵闯(后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,也是窑北村支部书记的亲外甥)、王海涛(窑北村支部书记的女婿)。

  据村民介绍,对于转卖黄砂的农户,管理站的人员拦车收费时,“如缴费稍有怠慢,轻则挨骂,重则挨打,打骂完以后还要交钱”。

  管理站的收费人员在河道码头或道路两侧,向转卖黄砂的农户收取“矿产资源补偿费”已经持续多年。

  “很多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。”宋李江(音)说,拉砂转卖的农户是“敢怒不敢言”,对于管理站拦车收费的做法,村民们刚开始并没有勇气和胆量进行举报。

  但在这个省级贫困乡,尤其是在拉砂转卖的一些家庭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情况下,每车黄砂得上缴几十或者百元不等的“补偿费”也让拉砂户苦不堪言。宋体平就是不堪忍受管理站拦车收费的一员。

  2001年9月,泗洪县召开了县委九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,根据宿迁市委的指示精神,泗洪县部署了“软环境”专项治理工作。时任县委书记秦正宝发出号召,要求大胆检举揭发贪官污吏、车匪路霸,以及乱摊乱派、不合理收费等一些违法问题。

  “我在电视机前听了秦书记几个小时的报告,真是人心大快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宋体平仍历历在目,一部分民众抱着侥幸心理,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一些违法的事情,得到的回报是“人心所愿”。“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,我们村的拉砂户也想试一试。”宋说。

  在向有关部门举报管理站拦车收费之前,宋体平与村民们向一些法律人士请教了相关的法律法规。此前,他们并不知道: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和国务院第150号令通过、1994年4月1日起施行的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——“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缴纳”。

  “如此看来,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向拉砂户收费的做法是属于乱收费的。”2001年10月11日,包括宋体平在内的窑北村所有拉砂户,向泗洪县软环境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举报了管理站的收费行为。在联名信中,宋体平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最前面。这次被民村们自称为“正义举报”的行为,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复。

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管理站向转卖黄砂的农户征收“补偿费”的行为并没有停止。窑北村拉砂户向有关部门举报的行为也被被举报人察觉。

  2001年11月12日下午1时许,宋体平说他今生都不会忘记在这天所发生的一切。

  那天,正在家里午休的宋体平被管理站的收费人员叫醒。“他们叫我明天必须把放在院子的黄砂拉走,否则全部没收。”宋回忆道,他答应以后便把管理站的收费人员送到门外。

  此时,站在门外的收费人员陶某指着宋的头说,“妈的,明早7点前必须把砂拉走!听到没有?”

  “知道了,我刚才已经答复了。”宋体平说,“请你说话文明一点,你是矿产管理站的工作人员,是为政府工作的人。”

  宋体平的话还没有说完,陶某便操起了放在门外桌子上的刀,“砍死你个狗日的!”陶某向宋扑了过去。

  当年的这一情形,除了当事人外,村联防队队长陈忠,乡土地办工作人员张成宏等人也亲历了这一过程。

  一个星期过后,同样是在下午1时许,陶某等在宋体平接电话的时候,对其“拳打脚踢”。宋逃跑后,陶某等10余人手持器械猛追不放。见证这一事实的,有窑北村近百名村名。“宋体平是跑得快,要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。”一位村民说,没有人敢去救宋体平,“就连帮腔也不敢”。

  “尊敬的秦青天书记,我们这些群众联名举报的正义的举报人,人身安全没有保障,还敢不敢对社会上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举报、揭发?万望秦书记能到我们后窑群众中走一走,听一听群众的呼声……”2001年11月20日,也就是在宋体平第二次被举报对象追打的第二天,他向时任泗洪县县委书记发出了一封“举报急救信”。

  其实,早在此之前的11月16日,峰山乡后窑村、窑北村94名拉砂户已经向泗洪县相关领导和部门寄送了检举材料。

  2001年12月20日,宋体平向泗洪县县委书记秦正宝当面递交了反映材料。管理站收费问题及举报任遭受报复问题“得到重视”,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

  “收费照旧,报复愈烈。”一位当年参加联名举报、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后窑村村民,用“如履薄冰”来形容他们的处境。

  2002年1月8日,泗洪县县委书记秦正宝、副县长朱发生等人陪同江苏省、宿迁市等领导视察洪新河工程,于下午2时许在返程途中经过后窑村路段。

  “巧遇这一时机,我自己感觉是可以拨开云雾,重见天日了。”宋体平说,在领导的车队经过后窑村路段时,他与其他两位村民毫不犹豫的拦住了车队,要求反映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乱收费的问题。

  此时,峰山乡党委书记李学道下车解围。乡派出所的干警在现场将拦车的宋体平制服后,省、市、县领导的车队远离而去。

  因为拦截领导车辆,并且与公务人员发生了争执,宋体平被派出所拘留了起来。宋的老婆也因参与了“争执”,被拘留10天后才放了出来。

  2002年3月26日,宋体平被泗洪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,罪名为“妨害公务罪”。

  法院审查表明:被告人宋体平拦截车队,要求反映问题,无理纠缠峰山乡党委书记李学道,当峰山派出所干警杜军、郑洲、吕士军等人赶到现场制止时,被告人宋体平不听劝阻,还用拳头击杜军面部,致其轻微伤。

  “本院认为:被告人宋体平采用暴力手段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,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,已构成妨害公务罪。”《起诉书》上如此表示。

  宋体平请来了宿迁远大弘正律师事务所的孙万金及王松两位律师,为他做无罪辩护。

  2002年4月14日,宋体平的辩护律师针对公诉机关的举证材料,阐述了两点主要辩护意见。

  其一,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。这主要体现在其取证上面,辩护人认为,公诉机关有选择的选取证人,其证词也是“漏洞百出”。

  其二,该案所涉事件的来龙去脉,勾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:峰山乡矿产资源管理站非法收费——被加重经济负担的村民举报——相关主管部门未及时处理——举报人遭受被举报人打击报复,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才发生了“拦路喊冤”的事件。

  泗洪县人民法院对于宋体平及其辩护律师所提供的证据,不予采信。2002年6月26日,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宋体平犯有妨害公务罪,判处拘役二个月。6月27日,宋体平作了“取保候审”的决定。

  “我当时是被人骗了。”宋体平说,在拦截车队事件发生以后,派出所一直将他拘留,在2002年6月27日的下午,也就是宋被关押5个多月后,法院将判决书给了他。

  “我当时表示要求上诉。”宋说,但送判决书的人对他说,“如果要上诉,就得在拘留所里多蹲10天,如果不上诉就可取保候审回家”,出于对法律的无知,宋因此而耽误了提起上诉的有效期。

  记者了解到,在公诉机关指控宋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中,证人王海春说“我听到潘少归讲宋体平打杜所长的”;对此,潘少归并不承认。“关于王海春听我讲的不是事实,因为当时我正在杨庄拉砂。”潘如此表示。

  证人王海春同时是宋体平举报的人员之一,此外,其他的5名证人分别是:李学道(峰山乡党委书记)、朱永刚(峰山乡派出所司机)、于永祥(李学道的司机),赵闯是被宋举报的人,证人赵先佳只是作了宋体平跪在李学道面前的证明。

  “当时,在场的群众有几十名,公诉机关为什么不找在场的其他人员取证呢?”宋的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提取的证据材料一直很不解,“‘拦轿喊冤,当道告状’自古有之”,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,他们表示遗憾。

  2003年3月,宋体平来到了上海,住在离浦东国际机场约4华里的乡下。“租的房子环境很差,每个月要交90块钱的房租。”宋说,房子很久没有人住了,很破,但比住在窝棚的其他拾荒者好一些。

  因拦截领导车队而被判有“妨害公务罪”的宋体平,生活从此而改变。由于担心遭受被举报人打击报复,他不敢再做转卖黄砂的生意。在亲戚的劝说之下,他和老婆来到了上海谋生。

  “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垃圾堆中翻拣可以回收的东西,比如饮料瓶,”宋说,他和老婆每天大概能挣到40块钱,每个月除了开支能攒下1000块钱左右,“确实比在家转卖黄砂多赚到一些钱”。

  宋体平的大儿子已经外出打工,两个女儿在家乡上学。“大女儿在泗洪中学念书,那是我们地方最好的高中。”谈到自己的女儿,宋的语气顿时较为轻松,“她们跟自己的奶奶住在一起,自己打理生活。”

  在上海拣垃圾的所得,宋体平几乎都用在了两个女儿的学费上面。“大女儿的注册费是10000元,而二女儿还需要1000元左右的学费。”宋解释说,如果不是这样,他还会为自己进行第三次、第四次的无罪申诉,“但现在看来,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,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。”

  5月初的上海,连续几天都下起了雨。宋体平也因此好几天没什么垃圾可拣了。“现在拣垃圾的收入也少了,”宋说,垃圾填埋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封闭性管理,要从里边挣到钱很难,而自己住的离城区远,如果想在城里拣饮料瓶或废纸,“还没有走到城里估计都被其他人拣光了”。

  在上海拾荒的人,被垃圾中可能存在的有毒物质伤害,甚至被划分为“江苏帮”或“河南帮”的各个拾荒队伍因拣垃圾而发生争执,在宋体平看来都是小事,没有垃圾可拣“那才是要人命”的大事。

  “如果我想继续做无罪申诉,两个女儿就没有办法读书,”宋体平显得很无奈,他告诉记者说,在上海拣垃圾的生活虽然相对自由,并且能赚到更多的钱,但他还是更为喜欢以前在家的生活。

  现在,宋体平有一个“大胆”的打算:如果拣垃圾的行情还能维持,他打算让自己的老婆继续拣下去,而他,想在附近租一块土地种植蔬菜,以便能完成他的心愿——“不耽误两个女儿的学业,也要法律还我清白的名誉。”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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