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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电影为什么能甩中国三条街?

发布时间:2019-05-20 11:40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我们的电影,往往主题复杂,价值观混乱。这是因为,我们的电影人及相关从业者,自己就复杂浑浊,心思斑驳杂乱。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,不是他们说不明白,而是根本不想说明白。因为一旦往明白了讲,他们的底牌就泄漏了:只不过是在试图为自己干坏事找借口。

  在韩国,参加一次鸡尾酒会时,和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导演聊天。我是真心实意称赞韩国电影水平高,他却大摇其头,十分不以为然。

  我说:“跟中国电影比,不是强太多了吗?”他迟疑了一下,淡淡地说:“我们一般不跟中国比的。”我一时语塞,扭身找记者同行讨论乌克兰局势去了。

  尽管心里不舒服,但我知道他是对的,因为他的参照坐标是美国电影。当然,我说的也没错,人家根本不和我们比了,你说差距该有多大?

  说中国电影整体质量落后韩国电影30或50年,这肯定容易得罪人;但说他们已经把我们甩出三条街开外,应该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。

  我们不提国际大奖,不提票房冠军,也不提《汉江怪物》和《我的野蛮女友》这种大片名片,只说韩国电影中的小成本日常片,哪一个拎出来,都那么精致细腻,足以把人带入特定情境,有泪点,少尿点,最后曲终人散时,还会有10至15分钟的不能自拔。

  按照“木桶理论”,最短的板子决定最终的容量,如果你把韩国的小电影连续看上十部二十部,估计会和我一样,深深叹服韩国电影整体水准之高,超出了意料。

  韩国电影摆脱欧美电影的压迫,逐渐守住自己的领地,也是很晚近的事。有一个机构特别值得留意,那就是成立于1999年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,本土电影的崛起,正由此大张其势。

  说实话,提到振兴,我总会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,因为我们口中的振兴,太多时候是表面文章了,或者干脆是给触电休克者追补一剂强心针。可韩国人却来真的,圈里圈外联手,苦干加巧干,不出30年,繁荣就露出了端倪。

  振兴委员会成立,电影事前审查制度立即取消,改为以“十九禁”为中心的分级事后审查制。韩国人按虚岁计年龄,他们说的19岁,就是我们的18周岁。同时,这种审查又是被动的,即“无举报,不审查”。电影人心头的一块阴云,就此散掉。然后,政府拿出大笔真金白银,资助电影的拍摄和推广,而且,你拍什么内容,全然不加干涉。

  这样,不仅电影人来劲,商人们也从中发现了投资机会,于是全市场竞争的工业生产体系迅速得以建立,电影制作进入良性循环。

  以上是外因,内因呢,必须提到的是,韩国电影界拥有大批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。电影到底是不是艺术先不管,至少它是需要高度综合的,所以,不仅导演,从编剧到摄影,以及音乐、化妆、布景、道具等等,哪一块瘸腿,电影都会塌台。你想想,一大群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活跃于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,他们视野开阔,观念现代,技术精良,自然就把韩国电影推上了一级又一级新台阶。如果说韩国电影慢慢具备了一点世界影响,那也是文化开放与交流结出的好果子之一。

  一般而言,话剧是编剧的,电影是导演的,电视剧则是演员的。而说到韩国电影导演,我总会最先想到李沧东,这位曾用《密阳》把全度妍推上戛纳影后宝座的大导演,正经当过卢武铉政府的文化观光部长官,正部级高干。

  可是,一旦辞去官位,他马上恢复文人本色,拍出了《诗》这种纯纯的文艺片。由此,我还要提到韩国观众,像《诗》这种小众的片子,居然也不赔钱。拥有如此优质观众的市场,怎么可能不出产好电影?

  也有导演对韩国市场极端不满意,代表人物就是金基德。他相当于韩国的张艺谋。当然,是早期的张艺谋,只知埋头拉车,不睬市场为何物。金基德曾经创下韩国票房最低纪录,某一部片子,全国好像只卖了几十张票。后来,他凭《撒玛利亚女孩》得过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又凭《空房子》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可是,韩国媒体都是只发一条小消息了事。

  等到全度妍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,好家伙,媒体一窝蜂报道,规格堪比大选。把金基德气得公开放狠话:此生再也不给韩国人拍电影了!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电影人,一直都没有向市场投降,更别提被官府招安了。

  无论韩国中国,不可能人人都当金基德,但只要还有一个这种冥顽不化的家伙存在并活跃着,韩国电影的独立精神就没有丢掉迎风烈烈的标志。

  韩国有句俗语“南男北女”,说的是南方男人长得俊,北方女人生得漂亮。因此,对于南方任何一个非蒙古式宽脸的女星,我们都可以大胆怀疑是不是整容产品。不过,韩国演员的演技,却没什么值得怀疑的。

  电影界最值得一提的人,是宋康昊。他那副长相,就是韩国街头最常见的平凡大叔,可是,一旦出现在大银幕上,你不得不承认,他的确光芒四射。而且,宋康昊从不演电视剧,从不参加综艺节目。“你能看到我的地方,就是电影院。”对此,也不必拔高,说什么“艺术境界”之类的,只看他对电影本身的执着,就值得敬重。

  实际上,我一直觉得,比大腕更值得敬重的,是韩国那一大批一流的配角演员,比如国民爷爷李顺载、国民奶奶罗文熙等等。他们有的人,一生都没有担纲主角的机会,永远是扶红偎黄的绿叶。可他们却如此肥厚多汁,用那么自然的演技,再现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,为韩国电影增加着厚度。

  中国有句古话,叫“功夫在诗外”,我相信,韩国电影成熟度如此之高,也该有电影之外的深层原因。

  稍加留意,你就可以发现,韩国大多数电影都有这样的共性:主题简单,价值观正确。以《和声》为例,电影讲述了一群重刑女犯在监狱里组织合唱团的故事,关键词是爱与困境,主要情节是她们经历波折,克服困难,重新发现爱,最后回归爱。你看吧,如此简单,如此正确,不费思量,温暖近人。

  想一想当年,我们领受的教育,说的可是资本主义国度人人唯利是图,个个尔虞我诈,他人即地狱。可是,别的地方不敢讲,至少在韩国,我的发现是,人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,绝对讲求正直善良、健康向上。而且,韩国人的精神地图,又有独特之处,他们以儒家保守主义为底色,加之佛教、基督教等的均等分布,令大多数人对头顶三尺神明深怀敬畏。

  这时扭头看回来,以前课本上所说的,好像恰恰是我们自己。因此,我们的电影,往往主题复杂,价值观混乱。这是因为,我们的电影人及相关从业者,自己就复杂浑浊,心思斑驳杂乱。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,不是他们说不明白,而是根本不想说明白。因为一旦往明白了讲,他们的底牌就泄漏了:只不过是在试图为自己干坏事找借口。或者更准确地说,在为自己顺从追腥逐臭的本能找借口。

 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。电影是现实的镜像,现实浑浊,电影就没有可能清亮。同时,电影人无力跳出现实的束缚,他们的作品也就无法穿透价值观的迷雾,给人开出一条通往彼岸的道路。

  比如,将《和声》拿到中国拍,我来当编剧,估计都忍不住要把那个监狱管理所的所长拍得粗暴而无情,这么编,才有人信。就像鲁迅先生说的:“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,来推测中国人的。”把一个监狱首脑拍得那么温情,当女犯合唱团外出公演受到不公正待遇时,他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挺身而出,咆哮怒吼,有人信吗?

  套用一个老比喻,电影不过是冰山一角,水面以下,有社会整体结构在支撑。一直觉得,与韩国相比,我们缺少一个真正的左翼群体。要知道,韩国的左翼相当有势力,他们主要是作家、导演、学者、记者,一大群人,个个抱持理想主义,寒贱不移其志,为弱势者代言,为贫苦人呐喊,让一切为富不仁者时时心怀怯意,即使想做坏事,也不敢过于嚣张。这样一个社会,也有纷争,也有动荡,但左转一下右转一下,最终会往健康的前路走。

  可是我们的左翼在哪里?放眼望去,我们的所谓“左”,不外乎一群投机分子,无信仰,无操守,媚权势,他们的作为,与民众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。

  我们只热衷于嘲讽,稍高级一点的,也许会有半分自嘲,更多的,则是恶搞。所谓解构,就是连最基本的价值观也不放过。

  因此,我们根本不可能有《和声》这种简单的电影,我们根本不敢大大方方地发掘人性善,我们根本无力描述生命转变的那种水到渠成。如果有人不服气,硬要拍,那么,笑场的声浪,一定会冲出影院,与街市的喧哗与骚动同频共振。尽管韩国古装戏也会把《沁雪春雪》的手书安到隋炀帝身后的屏风上,但那毕竟是无知之误;而我们的手撕鬼子呢,难道不是在故意恶心人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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